最高法启动再审，针对本案的法律难点，给出明确的态度，释放明确的信号，无疑将加速公平正义的到来，给环境公益诉讼树立一个参照模板。

5月6日，新京报记者从中国绿发会获悉，该组织已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决定提审“常州毒地案”。此前，一审判决原告“中国绿发会”及“自然之友”败诉，后二审虽支持部分诉讼请求，但原告仍以事实调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6年发生的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毒地案”，可谓一波三折。一审判决，驳回环保组织的全部诉讼请求，要求两原告负担189万余元的诉讼费，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二审虽然终结了“天价诉讼费”，改判3家污染企业道歉，但继续驳回环保公益组织关于消除污染影响、恢复生态的核心诉讼请求，让环保组织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这样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例，不仅让环保组织很受伤，也不符合公众的期待。明明污染者已经认定，污染责任也已确定，可污染企业却无须拿钱治污，为之前的污染买单。

这起案件中的核心问题，是当地政府收储土地的污染治理，是不是应该落实“谁污染谁治理”的法律原则，污染企业是不是可以“形式上担责，实质上免责”，这个问题必须厘清，否则将给污染治理和环境公益诉讼释放混乱的信号。

如今，最高法院提审“常州毒地案”，不仅体现了司法的担当，对于舆论、业界的关切也是一种回应。更重要的是最高法启动再审，可能将成为此案的重大拐点。这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或许将加速公平正义的到来，给环境公益诉讼树立一个参照模板。

眼下一个现状是，很多环保组织对于推动环境公益都有一腔热情，但他们的努力，却往往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败下阵来。此前多起环境公益诉讼中，环保组织屡屡遭遇鉴定贵、取证难、审判难等难题。环境公益诉讼面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让环保组织举步维艰。

鉴于此，此次最高法院提审“常州毒地案”，令人振奋，其示范价值不言而喻。当然，要想真正让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挺直腰杆，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还须进一步破解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支持的缺乏，错案追究的缺位，以及诉讼规则不够完善细化等诸多痛点，最大限度避免人为干扰，把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降下来。

□井泉（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