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已经超越了公共卫生和经济贸易领域，不少人开始对全球化进行反思，对更深层次的全球发展秩序和框架心怀忧虑。笔者认为，尽管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逆全球化思潮的催化剂，但全球化作为随着与工业化同步而生的发展大趋势，不会就此终结。

纵观人类发展历史，历次危机和动荡都没有压垮全球化，反而成为全球化推陈出新的契机。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体系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代替了被战争冲击得破碎不堪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推动人类社会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同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三大支柱推动下，人类社会财富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愈加丰富。而2008年经济危机后，二十国集团（G20）则展现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全球化框架中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和应对未来危机的重要多边合作机制。

当前，新冠疫情已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后人类历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危机，全球化发展也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面对新的挑战，各国需要创新发展全球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疫情过后，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全球格局可能出现重要变化，区域合作趋势会更加明显。由于全球价值链在疫情中暴露了缺陷和脆弱性，各国对自身产业布局的干预可能会增加。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本质上是由追求效率和利益的市场规则推动形成的，所以尽管全球价值链在疫情过后面临改变和重组，但不可能被完全抛弃。区域一体化作为既能保障一定产业安全，又可以维持国际分工的合作趋势，将在疫情过后更加明显，并成为推动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式。

疫情还凸显了各国对于合作包容度、意识形态以及多边合作价值观等的认识差异，东西方社会之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可能被拉大。疫情过后，各国更需要通过全面合作，构建更加包容的全球化发展框架和更平衡、更能体现当代国际关系变化的全球化体系。

创新发展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对现有全球化框架进行多方面的提升，如推进WTO改革以维护国际自由贸易秩序、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和新的治理机构以应对包括人才流动、技术创新、跨国公司管理等在内的新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面临十字路口，也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契机，对中国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至关重要。

各国应更加充分利用G20等多边机制加速实现经济恢复。疫情致使全球经济面临衰退危机。IMF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将收缩3%；WTO则警告称2020年全球贸易量或将减少约五分之一。因此，对维护全球秩序而言，防控疫情只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推动世界经济恢复。为了推动G20更好地发挥作用，G20可设置秘书处统一协调举办会议、发布年度报告和设置并推进成员国讨论议程等。

中国、美国和欧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三个经济体，应合力推动疫后世界经济重振。疫情期间，由于国际航运和贸易供求都减少，欧盟退居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美国则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疫情过后，中美欧三方之间的贸易合作潜力应重新释放。对此，各方应遏制本国国内出现的保护主义苗头，降低贸易壁垒，推动自由贸易发展。

疫情过后，世界经济复苏需要新的推动力，“一带一路”项目应可以成为各国开展合作恢复经济的重要抓手。为此，“一带一路”可向多边化发展，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也可与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等机构进行合作，不仅可以投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还应更加重视“新基建”项目。

在经济合作之外，各国还应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方面开展更多讨论。虽然疫情出现后，人们的目光更多地集中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但是从长期来看全球气候和环境问题给人类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潜在威胁并不亚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危机。而且气候和环境变化还可能对人畜共患病的传播产生影响，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加强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还有利于各国减少未来再次出现全球流行病的风险。

新冠疫情给人类发展提出更多挑战，各国在推动全球治理创新方面都面临更加紧迫的任务。中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务实高效、稳健有力的国家治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完善，表明中国具有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多领导带动作用的实力，因此应当更加积极主动与世界沟通，提出能够弥合全球差距与不平衡的全球治理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