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论

只有事前监管和配套改革到位了，违规收费的治理才能有釜底抽薪之效。

自立名目收费、向企业转嫁应由财政预算保障的费用、强制培训与考试挂钩……审计署日前发布公告，披露去年第四季度一些地区仍存在违规收费、转嫁费用等问题，涉及金额14.28亿元。审计指出问题后，有关地方正在积极整改，其中，退还各类违规多收费用4555.16万元。审计署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跟踪后续整改情况，进一步督促审计指出问题整改到位。

减税降费和清理违规收费，是近几年“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税务部门统计，2019年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超过2万亿元，取得较好效果。相比总的减税降费规模，第四季度审计出来的违规收费规模并不大，但数值还是不小，且这只是抽查审计结果，实际的违规收费金额应该要大于目前公开的数值。

审计结果反映出，在中央对违规收费“三令五申”的大背景下，乱象并未彻底消失，治理还需持续跟进。尤其是面对今年疫后经济社会复苏的艰难情形，应以更大力度清理违规收费，真正将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不打折扣地输送到企业和民众手中。

审计公告显示，多地抽查出的违规收费现象，主要表现在未按规定降低收费标准、违规征收应免征或已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违规征收政府性基金等多种情形。这与过往的清查结果并无太大差异。由此也说明，违规收费的领域和方式依然比较集中，很多都是“老问题”。比如，中央的减负政策可能在地方落实上出现“滞后”现象，也就容易导致该降、该免的一些收费项目不能及时清理，从而形成违规收费。这启示，对于相关减负政策，须从源头建立配套的效果跟踪机制，最大程度缩小执行上的“时差”。

除此之外，还要继续做好配套改革，加快消除乱收费的“病灶”。这次审计公告就指出，个别地方依然存在商会、协会通过开展评比表彰违规收费、未设置固定标准收取会费等问题。其背后，很可能与“红顶中介”的规范和治理不够彻底有关。一句话，只有事前监管和配套改革到位了，违规收费的治理才能有釜底抽薪之效。

而在改革创新的过程中，也不能低估新的乱收费模式衍生的可能性。比如，审计公告披露，一些地方存在要求企业购买第三方电子认证服务或承担电子政务平台服务费的问题。电子认证服务和相关平台建设，本身是服务创新和升级，但要警惕把成本转嫁给企业，或是违规收费“名目”也跟着创新。总之，服务升级和优化不能成为违规收费的“借口”，服务延伸到哪儿，监管就要跟到哪儿。

事后监督方面，各市场主体和民众对于违规收费的感受最直接，也应加大此方面的线索征集和举报接收力度。事实上，去年8月，国家七部门联合发文部署进一步加强违规涉企收费治理工作，其中就要求建立违规涉企收费举报投诉线索高效查处、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等工作制度，降低企业维权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在当前企业和社会对于收费负担更“敏感”的大背景下，更要好好利用这一横向监督力量。

就此次审计结果而言，对于已经确认的违规收费现象，除了责令相关责任主体限期退还整改，更应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其他地方也应举一反三，加大对违规收费的监管和清理力度，真正形成“一级一级抓”的常态化治理、监督氛围。

受疫情影响以及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企业和民众对于减负的需求更强烈，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正在出台更多的减税降费举措。在落实好新的减负政策的同时，对违规收费的清理也应拿出更大决心。如此“双管齐下”，才能让减负善政最大限度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企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