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待未成年人行为虽已入刑，但虐童事件仍未得到有效遏制。”全国人大代表王静成向本次全国人大提出建议，单独设立“虐待儿童罪”。王静成认为，尽管《刑法》对虐童行为有所惩治，但还存在问题，包括适用主体对象太窄，对“虐待行为”的法律性定义不明晰，入罪门槛过高――需构成情节恶劣等。

单独设立“虐待儿童罪”这一议案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毋庸讳言，虽然我国《刑法》并不缺乏有关虐童的相关罪名，如“虐待罪”和“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但现有的这些罪名，在实际惩治虐童行为中仍存在许多不足。

就以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为例，首先，适用的主体范围仅限于“监护人、看护人”，而非监护人、看护人的虐童行为未纳入其中，可在现实中，很多虐童案犯罪主体都是监护人、看护人的朋友、邻居等等。 其次，虐待行为的法律性定义不明晰，现有的虐待行为主要指殴打、胁迫等积极主动施暴行为，许多无形的精神性伤害行为，像“恐吓、侮辱、谩骂”等是否属于虐待行为并不明确。最后，“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以“情节恶劣”为基本入罪前提，而如何认定虐童行为是否属于“情节恶劣”，现有标准同样也不够细化。

而这些法律上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虐童事件未能得到有效遏制。在现实中，由于相关罪名不够细化，很多虐待儿童行为，并没有真正入刑定罪，仅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行政处罚，甚至干脆不了了之。而要彻底有效改变这一局面，治本之道还是在立法源头上，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法律，细化“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等现有相关罪名，或者新增设专门的“虐待儿童罪”，将各种虐童行为都纳入其中，所谓“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

事实上，无论是单设虐待儿童罪，还是完善现有相关罪名，严厉惩戒一切虐童行为、进一步织牢织密儿童保护网，我们都不缺乏法律法理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禁止虐待、遗弃未成年人，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而我国早已签署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同样明确，“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当然，要想全面织牢织密“免虐待”儿童保护网，单设“虐待儿童罪”也远不是事情的全部，建设相关配套制度，同样十分重要。诚如王静成代表指出的，“完善撤销监护权立法，建立虐童罪犯黑名单，禁止罪犯从事与儿童密切接触行业；完善儿童福利制度，为防治儿童虐待提供托底性的制度保障。如借鉴国外，在政府部门设置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增加儿童福利投入，在全国普遍建立儿童庇护机构，为遭受虐待的儿童提供临时庇护场所”等等。

“保护儿童，就是保护未来”。所有这些儿童保护措施，不仅是合理必要的，也是完全值得的，应该抓紧织牢织密儿童保护网，建设儿童友好型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