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巴黎6月15日电（记者 何`） 近日，欧洲新冠疫情形势已趋于稳定，欧盟各国也已打开边境，国民经济生活逐渐恢复。最近，记者采访了定居于法国的瑞士出版人尼尔・安德森（Nils Andersson）先生，他曾就西方民主社会制度性危机的问题接受过人民网专访。此次，安德森先生对西方媒体及政客针对中国新冠防疫的批评舆论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是西方政客为了缓解内部经济压力、向中国“甩锅”的两步走策略。

面对全球疫情下的中欧、中美关系进程，尼尔・安德森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观察，并指出：“中国向世界很多国家及地区支援了抗疫医疗物资，但这些支援行动经常被忽略，甚至被诋毁。”根据尼尔・安德森最近几个月对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疫情舆论走势的分析，他认为：“目前虽然全球疫情还存在变局和许多不确定因素，但总体局势中显示出一些重要的关键线索，体现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立场与策略。”他强调：“未来世界将更趋向于两极化，中国和美国将成为这一新两极化的代表，但我们所在的国际形势背景却与美国和苏联冷战时期的对峙背景大为不同了。”

尼尔・安德森回顾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发生疫情以来的立场转变，指出：“当疫情开始在全世界蔓延时，西方国家一改立场，从一开始称赞中国的隔离政策，到变为一致批评中国。中国因隔离措施导致经济不得不停顿，美国与欧洲对此一开始都表示保留和质疑，想知道中国经济如何重振，但很快，西方国家就开始担心中国经济停顿对世界经济、特别是西方国家造成的影响。当疫情在欧洲蔓延，并波及美国时，西方国家及媒体终于对中国发生了180度立场的转变。”

尼尔・安德森强调，西方媒体及政客对中国的态度转变，是通过两个步骤完成的。他指出：“西方国家虽然早就收到了疫情警告，但很多国家在应对疫情时都表现不利，卫生管理上存在严重缺陷，如医护人员、设备及药品不足等，这些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及隔离措施的组织也漏洞百出，所以引发当地的民众强烈批评。面对这种形势，西方国家为了转移批评，就将责任推给中国，以此掩盖其政府的失职。”尼尔・安德森指出：“西方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在病毒溯源上有所延迟、对疫情蔓延保持沉默、对疫情相关信息沟通不足、疫情死亡人数不真实等，都是西方媒体含沙射影用来指责中国的借口。”

尼尔・安德森继续分析道：“西方国家采取隔离措施后，很快感到经济后果严重，包括失业、贫困、社会弱势群体死亡率上升等，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的批评越演越烈，世界各地谴责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抗议运动就超过40余场，这些社会运动都具有较强的不可预测性，令西方政府更加感到担忧。为了转移注意力，西方媒体针对中国的批评也逐渐升级，最终转化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中国运动。中国在抗疫中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可以成为西方批评的对象，例如政府治理、国家制度、隔离管制等等。”

尼尔・安德森指出：“西方在进入针对中国的第二阶段批评中，舆论变得充满政治意味，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强调：“西方国家除了国民诉求与指责声浪强烈外，欧洲和美国的政界、经济、金融界代表也感到了焦虑。”尼尔・安德森将这些人定义为“大西洋主义者”，也即参与《大西洋公约》的国家及其代表。他强调：“这些人的焦虑主要在于，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将会改变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力量平衡。”

尼尔・安德森指出：“一些欧洲国家在药物、口罩及其它物资需求上，都感到对中国的‘依赖’。对美国而言，问题则是全球地缘经济力量的改变。美国在疫情中同时遭遇各类危机爆发，在疫情之外，还有经济、社会及种族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受控制的性格也引发其后果，这些都第一次导致美国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软实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次受到削弱。”在尼尔・安德森看来，以斯巴达与雅典竞争为例，修昔底德曾指出，一个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在其霸权受到威胁时，一定会采取极端立场与行为，因此更具破坏性和危险性。

尼尔・安德森强调：“西方从疫情传播初期开始批评中国，到现在以‘大西洋主义者’（包括政府和媒体）为主，转向对中国的政治批评，甚至使用针对中国的敌对言论，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问题，还有西方国家的内政问题，特别是他们如何操纵并影响大众舆论的。”

尼尔・安德森总结道：“西方政客在疫情蔓延后，频繁发出的高强度、极具冲突性的声明及举措，如特朗普决定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提议将七国集团扩大至俄罗斯、印度、韩国、澳大利亚，以及撤销香港特殊贸易地位等，都证明了西方政府掩饰其应对疫情管理不善的问题，是为了转移公众注意力及批评。但是，这些声明与举措背后，却透露出美国对于疫情引发的经济及社会危机的担忧，特别是美国对西方世界与中国力量对比失衡的担忧。”

“侵略性绝不是强大的标志”，尼尔・安德森总结道。他指出：“对于‘大西洋主义者’，他们对任何西方世界正在削弱的信号都会做出过度反应，这种态度从他们的立场来看是‘正常’的，但问题是，西方舆论对中国的批评又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