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散文家、戏剧家……这些都是别人送给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头衔。他的很多作品都拥有风俗画般的意境，清新又亲切。

写美食、写风土人情，汪曾祺总是手到擒来，写作领域相当宽泛。他懂生活、会生活，写的许多食物看上去很平常，但却总是令人馋涎欲滴。

无论美食还是美文，读者喜欢汪曾祺，根源可能还是其中流露出的积极生活态度。

他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很多世间美好却琐碎到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在他的文章里依然生机勃勃。

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日前，由其子汪朗担任主编的《汪曾祺别集》的前八卷率先出版。汪朗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从侧面还原了父亲汪曾祺的写作、生活。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的写作领域相当宽泛，小说、散文、诗歌、戏剧都有，身为《汪曾祺别集》的主编，在文体编排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

汪朗：我这个主编是挂名的，没干什么事情。这套书从创意到设计框架到选定篇目到文字编校到封面装帧等，都是几个编委在实际操作。这些人大都属于中生代，水平很高，对于汪曾祺的作品很熟悉，也有自己的看法。不少人都编过老头儿的作品集，因此选编这套《别集》可以说游刃有余。

但是他们都很谦虚，不愿意领衔当主编，于是便找我来当招牌，只因为本人姓汪，另外长得还有几分像汪曾祺，证明当年生下来从医院抱回家时没有搞错，仅此而已。因此他们也没让我做太多具体的事情，只是逼着我写了一篇总序，还挺费劲。不过我对于这套《别集》的编辑过程和编委的付出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在此多说几句。

这套书计划出20本，总字数大约在200万字。第一批出的8本都是小说，其余12本有11本散文和一本戏剧，一些谈文学创作的文章归入散文了，一些书信和序跋之类的文章则分别放入各集正文的前面，没有单独成册。

这种编排方式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沈从文别集》，沈先生的那套书在正文前面也有一些“零碎儿”，这样可以让读者从更宽泛的层面了解作者。说来也有些意思，《沈从文别集》中的“别集”是老头儿为他的老师沈先生拟的，如今又用到了他的作品集上面，也算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

《别集》每本书的书名都经过反复斟酌，不能用老头儿生前自编文集的名字，也不能随便起一个，要和他的作品和文学主张有些关联，还要照顾到书中的内容，因此挺费脑筋。像戏剧集的书名改过几次，直到最后还有好几个方案，由该书编委选定一个，就是《撞墙集》。

这是根据老头儿的一段话演绎出来的，他曾经说自己写剧本就是想和京剧闹闹别扭，把现代元素注入到戏剧中，提升京剧的文学品质，但是没有成功，就像一拳打在了城墙上。于是《别集》戏剧卷的名字就成了《撞墙集》。这也说明大家比较松弛，想让老头儿更本色一些，离读者更近些，不要高高在上。

这套书的读者，我想应该是读过一些老头儿的作品，希望对他有更深了解的人。

中新网：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总是很亲切、很清新，《汪曾祺别集》有11卷都是散文集，您怎么看汪曾祺先生这种亲切、清新的文风？

汪朗：这与他对散文的认识有关。他从来不认为散文一定要表现什么重大题材，一定要从日常小事中挖掘什么人生哲理，一定要抒发什么豪情壮志，认为这种文风很可恶。

因此，他写文章只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信马由缰，有啥说啥，不趋时跟风，不矜持作态，因此看起来比较轻松。当然他写散文也要谋篇布局，也要借鉴前人的表达方法，只不过将这些东西化到自己的文章里了，不那么生硬。

中新网：在您读过的汪曾祺先生的作品中，哪一部最令您印象深刻？

汪朗：老头儿的东西一般都还好看，如果硬要找一两篇印象比较深的，小说中我比较喜欢《异秉》，散文中是《葡萄月令》。《异秉》这个题材他先后写过三遍，最早叫《灯下》，是1941年上大学时写的，后来1947年又写了一遍，名字就叫《异秉》，等到1980年他又写了一遍，写成的时间实际比《受戒》还要早，只是发表的时间要晚于《受戒》。

这篇小说最好把三个版本结合起来起来看，可以看出老头儿在文学创作上的成长历程，他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那些人的悲悯之心，另外在文章的结尾处还能体会到老头儿在文章中暗藏的“坏水儿”，他的许多意思是深埋在文字之中的，需要慢慢挖掘。

《葡萄月令》这篇东西不长，也没有什么抒情描写，但是读了第一句就能让人的心一下静下来。“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

这篇散文是他根据自己在张家口劳动改造时的经历写出来的，当时他在果园劳动了一年多，果园里的葡萄很多。农业劳动其实是很累人的，但是他却能把劳动过程写得那么美，很难得。这不是什么文字功力的事，是出自他对生活真正的热爱。我在农村插过队，对于这一点有切身感受。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在家里有什么写作习惯？会不会跟子女或者家人谈论有关写作的话题？比如会不会指导孩子们的写作？

汪朗：上世纪八十年代，老头儿重新写小说之后，曾经有一段把他要写的题材事先都和家里人讲一讲，像什么《大淖记事》、《鸡毛》都说过。但是也不是每篇都说，像《受戒》、《异秉》，我的印象里他好像就是自己写出来的。因为有的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不好叙述。

另外老头儿的口才没有他的笔头功夫好，有些东西讲起来不太吸引人，写出来才好看。后来他写东西时，基本就是自己先捧着一杯茶坐在那里发呆，凡人不理，想好了动笔就写。等到东西写好了，再给家里人看。

他很少指导子女写作，觉得我们都没有这方面的才气，不是嗑文学这棵树的“虫儿”，教了也没用。我们也还有自知之明，从没有死乞白赖地和他交流文字写作问题，要不然这个家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文学才能是很难传承的，如今社会上有官二代、富二代、艺二代，你见过几个文二代？搞文学不是靠点关系就能出头的。所以我们几个子女都没吃文学饭，没这个本事。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为人又幽默又不拘小节，家里人叫他老头儿，他欣然接受，反倒是外人偶尔听到会有些不理解。您还记得管汪老叫“老头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怎么有了这样一个称呼？

汪朗：我们兄妹三人写过一本《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这些问题提到过：老头儿，是汪曾祺在家中的“别号”。妈妈这样叫，我们三个儿女这样叫，就连他的小孙女也这样叫。有时外人来了，我们在言谈话语之间，一不留神也常把“老头儿”冒了出来，弄得人家直纳闷；这家人，怎么回事？没大没小。

没大没小，是爸爸自找的。他一向主张父母与子女之间应该平等相处，从不讲究什么父道尊严。他甚至还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说什么“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有这样一个爸爸，不叫“老头儿”实在有点对不起他。

中新网：汪曾祺先生多才多艺，刻印章、拉琴……好像什么都行，他对传统文化的这种醉心，是不是在写作和生活中都是一以贯之的？

汪朗：他多年很少刻印章，小学时曾经学过。他的父亲拉胡琴，他当年只是跟着拉着玩，后来就放弃了。我们家从来没有买过胡琴，笛子倒是有过两根，他吹笛子水平还行。

老头儿不是只对传统文化醉心，上大学时又看了不少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当时写的东西很洋气的。另外他对中国民间文学也很有兴趣，当年编《民间文学》时，自称看过的民歌民谣有上万首。

因此，他很不乐意别人将他归入传统文人或是乡土作家的行列，认为这带有守旧和封闭的意思。他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当然文学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很“传统”。(记者 上官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