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拜耳宣布原孟山都主要诉讼达成和解。根据协议，拜耳将支付总计101亿美元至109亿美元（91亿欧元至98亿欧元）以解决当前和未来潜在的草甘膦产品农达（Roundup?）的诉讼；还达成最高支付4亿美元以解决麦草畏（dicamba）漂移诉讼的协议，以及为解决大部分多氯联苯（PCB）水污染诉讼支付约8.2亿美元。

“这次和解，估计又会成为反转（反转基因）爱好者的狂欢。”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需要指出的是，科学界和监管机构，比如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食品安全局等，都认可草甘膦的安全性。

科学界和监管机构肯定安全性

和解是否意味着草甘膦不安全？

对此，拜耳特别重申产品安全性，坚信产品安全性。在声明中，拜耳公司表示，之所以决定达成和解协议，主要考虑要集中精力前行、创新、满足用户需求。以草甘膦为活性成分的农达除草剂是安全的，不具致癌性，和解协议不会影响农达在全球的继续供应。

“草甘膦的毒性比一般食品添加剂还小。”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二级研究员肖国樱说。

草甘膦是全球农业生产中使用最为普遍的一种广谱除草剂，拥有40多年的长期安全使用记录，并已经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通过广泛的毒理学试验，全球进行了总数超过300个的独立毒理学研究。全球迄今超过800项的科学研究均得出一致结论：草甘膦不致癌。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林敏说，任何除草剂不可能百分之百无毒，相比其他除草剂，草甘膦的安全性是最高的。“与其他除草剂相比，草甘膦属于低毒性、低残留、高效的绿色化工产品。目前，还没有比草甘膦更安全、更有效的除草剂替代产品可用。”他说。

美国环境保护署在今年1月份发布的《临时注册复审决定》中得出明确结论：“没有发现接触草甘膦会给人类健康造成任何风险”。

今年6月22日，美联邦法官做出裁决，草甘膦产品上无需加贴“可能致癌”的标识。法官认为，在草甘膦成分产品上使用基于美国加州的癌症风险标签警示是非法的，并指出：“有力证据表明草甘膦不致癌”。

那么，为何不把上述官司打到底？拜耳解释，选择诉讼和解是在适当时机消除长期不确定性的有效且符合财务条件的明智之举，减少对业务开展和公司声誉的影响，更好聚焦创新和业务，服务客户，开发面向未来的更多解决方案。

“拜耳收购了孟山都，也就接过了关于草甘膦的诉讼。”在云无心看来，拜耳正式宣布付出百余亿美元达成和解，这其实是一个企业经营的“代价最小化”选择，就跟许多企业为了息事宁人而选择“花钱消灾”是 同样的逻辑。对于他们来说，旷日持久、没完没了的诉讼，即便最终能赢，付出的经济和经营代价也会比和解代价更大。而且在美国的陪审团制度下，科学的力量远远不如法律话术与“弱者情怀”对结果的影响大。

草甘膦的诉讼焦点不在转基因

为何这次和解，有可能成为反转爱好者的狂欢？

由于抗草甘膦的转基因大豆或玉米在种植方面省时省力，在使用草甘膦后，省去了人工除草，大豆苗和玉米苗还能正常生长，而杂草就被杀死了，因此草甘膦在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种植上非常受欢迎，这让草甘膦成为反转人士的众矢之的。

更另反转爱好者欣喜的是，2015年，非政府设立的监管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草甘膦定义为2A类“较可能致癌物”。

虽然，该报告受到全球诸多科学家和监管机构诟病，指出该评级存在明显缺陷，却站不住脚。但是，自该争议性的报告发布后，草甘膦更被卷入了欧洲政治和科学的漩涡。一方面，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等科学团体给出了草甘膦安全性的肯定结论；另一方面，发转激进团体持续跟进造势。

然而，草甘膦跟转基因却是两码事。

反转人士把反抗草甘膦的转基因性状扩大为反所有转基因作物，实际上，抗草甘膦的转基因作物，也可以不用除草剂而使用人工除草。草甘膦近年来一直占据着我国农药出口品种榜首的地位。

“此事跟转基因没关系，草甘膦的发明和使用都比转基因更早，而且全球一半以上用量都用在传统作物上，甚至目前仍在上诉中的3起官司的原告也不是转基因作物的种植户，而是传统种植户或园艺工人。”食品安全资深媒体人洪广玉说。

“在有转基因之前，草甘膦已经被用了很多年，在不种植转基因作物的地方，草甘膦同样大量使用。草甘膦的诉讼，焦点也并不是使用了草甘膦的农产品是否致癌，而是操作接触草甘膦是否致癌、以及厂家是否对此存在隐瞒。”云无心说。（马爱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