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经济面临深度衰退威胁的客观需要，也是党中央、国务院科学布局未来的战略选择。

我们要充分认识此轮全球性危机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内需不振、出口骤停情况下，为提前应对全球经济衰退，防止企业倒闭潮和大规模失业潮，启动“新基建”必要、可行、紧迫。

“新基建”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不是要不要财政刺激的问题，而是在财政刺激必须要出台的情况下，如何总结经验教训，优化政策实施，提高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降低负面效应问题。因此，在实施“新基建”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其内涵、原则和要求。

首先，“新基建”的出发点是稳经济、保就业。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事关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大局。我国大多数家庭收入来源依赖于就业。失业率上升，将会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拉大，加剧贫富分化，甚至引发犯罪行为。就业事关民生发展、事关社会稳定、事关人心向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就业稳，则人心稳；人心稳，则社会稳。受疫情影响，文化旅游、住宿餐饮、批发零售、休闲娱乐等行业仍存在大量无法正常返岗人员。各级政府在实施“新基建”过程中要把握好“稳就业”这个优先保障目标，千方百计动足脑筋，帮助更多企业稳住就业岗位，有针对性拓展就业空间，努力稳定就业局势，把疫情对就业的影响降到最低。

其次，“新基建”的重要目标是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最近两次全球金融危机，彰显了实体经济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极端重要性。在全球制造业强国中，无论是英国、美国、德国还是日本，都是用几代人漫长的时间才走上工业现代化的巅峰。而如何能维持在全球先进制造中的优势地位，各国仍在不断探索。但不能不警惕的是：制造业的衰落，总是从生产的外包开始，总是从工业“空心化”开始。我们应该千方百计地降低制造业成本，在资源、土地、税费、房租等方面下功夫。而且我国疆域广阔，东西部省份完全可以完成产业转移。我们当前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十年或者二十年后，基于5G和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新产业基础，将构建新的产业业态，价值链将完全重构。“新基建”不仅应着眼于实现稳经济、保就业，还应承担起通过产业政策和需求拉动促进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不是政府产业规划所能指定的，还是要依赖市场机制。“新基建”将拉动新一代信息技术、装备、人才等要素的投入，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为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形成与大规模商业化提供必要支撑。

第三，“新基建”要有“底线思维”和“红线思维”。“底线”就是坚决杜绝“大水漫灌”，避免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不走“四万亿”投资老路。“红线”就是绝对不碰环境污染和安全生产两个红线。

第四，“新基建”要提高投资效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面对出口下滑、实体经济增速回落的局面，迅速启动的“四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在顺利完成“保增长”任务的同时也带来了副作用：银行信贷激增、货币超常规投放、大批基建项目仓促上马、地方债务快速蹿升、资产和消费品价格迅速上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等问题，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不断出台，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等的变化又使大批基建项目后续投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因此，“新基建”要从顶层设计层面避免重复建设，提高投资效率。

第五，在实施“新基建”的同时，“减税降负”。“新基建”对于“稳经济”、“保就业”意义重大，但在短期能够马上进入实施阶段的“新基建”项目可能体量有限。而且很多领域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传统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大量的新产业核心“短板”并不在于常规物质资本，而在于技术、人才和关键性“卡脖子”装备。另外，政府和国有企业如果大规模进行相关行业的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将对市场上目前经营比较成功的民营企业形成一定的“挤出”效应，如果大量行业技术被政府锁定，将导致这些产业难以在竞争中进行创新和择优，导致新的市场扭曲。因此，建议一手实施“新基建”，一手实施“减税降负”。近年来企业成本不断上升，原料价格、租金成本、社保缴费、出口成本让不少企业不堪重负，疫情则使企业营业收入锐减，减税相当于增加了企业利润率，企业能盈利，就会把资金投向更有利润的方向。从发达国家来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企业科技创新利润丰厚，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企业愿意投资研发活动，那么创新就会成为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第六，“新基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基建”不能走政府主导投资的老路，而应以企业投资为主。在实施“新基建”过程中，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充分调动民间资本参与“新基建”投资的积极性，让体制机制灵活、内生动力强的民营企业来参与承担“新基建”任务。日本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过程中发现的政府产业政策的局限性要尽量避免。

第七，“新基建”要有长远眼光和全球思维。“新基建”面向科技领域，侧重5G、云计算、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大数据中心等“科技硬件”建设，相关投资完成后，如果能与我国的“工程师红利”结合到一起，不仅仅可以短期“稳经济”、“保就业”，更可以在长期“促创新”、“补短板”，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因此，“新基建”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未来，着眼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着眼于全球经济竞争。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意义重大。“新基建”要投资到成长性更好、产业带动效应更大、具有全球战略意义的产业，抢占未来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培育下一轮全球经济竞争优势产业，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增长动力。

（作者系山东财经大学齐鲁企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