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和西医是战友。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才能降伏病魔、造福患者

最近，广东省中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讲了一个案例：一位本来排斥中医的重症患者，第一天服用中药后就觉得有精神了，到了第五天血氧饱和度达到100%。当医生来查房时，这位患者说：“你们可千万别减我的中药！”

在这次战疫中，中医药用疗效证明了实力。疫情初期，患者对中医药的反应不一。有的满心欢喜，有的半信半疑，有的直接拒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重症、危重症患者经过中医药治疗后，病情迅速改善。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中，中医药参与率超九成。凡是中医药介入早、参与度高的地方，患者的病亡率都相对较低。实践证明，中医药成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有效手段。

有人质疑，面对一个新发疾病，西医没有特效药，中医为啥有方子？其实，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二者看待人体和疾病的角度不同，治病方法也不相同。例如，面对新冠病毒，西医的重点是寻找有效药物，直接消灭病原体；而中医则着眼于病因和病机，通过整体调节，清除病原体的生存环境，调动人体的自我痊愈机能，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在本次疫情初期，我国中医专家对患者进行诊察分析以后，结合武汉气候特点，得出一个基本判断：新冠肺炎属于“寒湿疫”，在治疗上应主要针对寒和湿，用辛温解表之法。为此，国家卫健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推荐“清肺排毒汤”。此方是对张仲景相关经方的融合创新运用，既祛寒闭，又利小便祛湿；既防疫邪入里，又调肝和胃。除了通用方，还有针对不同病情、不同证型的其他方剂和中成药。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回望中华民族历史，中国人和疫病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说文解字》云：“疫，民皆疾也。”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东汉中后期，张仲景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明代医学家吴又可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温疫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在传染病防治中起到积极作用。凭借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和针、灸、砭、药、按跷、导引等医术，中华民族战胜了一次又一次的凶险疫情。尽管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中医整体观念的指导下，根据病因、病机等因素辨证施治。中医药学组方的关键，在于精准找到病因病机，明确治则治法。无论什么疾病，中医只要找到致病原因，就能从古代经典中得到答案，从而制定出诊疗方案。

还有人质疑，中药方剂没有经过随机双盲对照实验，缺乏科学性，可信度不高。所谓双盲对照实验，其实是根据西药研发而设计的。患同一种病的人随机分为两组，一组吃西药，一组吃安慰剂，医生和患者都不知道分组情况，最后揭盲验证药物是否有效。但是，中医治病是辨证与辨病的统一，其核心理念是辨证施治、一人一方、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中医理论有一个重要原则叫“三因制宜”，即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就是根据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体质，进行有区别的治疗；因地制宜，就是根据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等，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因时制宜，就是根据不同的时间、节气、季节，提供不同的治疗方法。所以，西医强调标准化，中医强调个性化，各有各的特点和优势。我们应该求同存异，尊重不同医学的价值和贡献，绝不能“以西律中”，让中医的“脚”去适应西医的“鞋”。中医药到底行不行，疗效才是“金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一定要保护好、发掘好、发展好、传承好。”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并用，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法宝”。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中医和西医是战友。只有互相取长补短、携手共进，才能降伏病魔、造福患者。我们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中西医的差异，不可厚此薄彼，更不可盲目否定中医。作为中国人，我们能够同时拥有中医和西医两种治疗手段，共同对付一种疾病，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无论何时，我们都要珍惜中医这一古老瑰宝，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人类健康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