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首席医务官罗伯特・斯特拉3月12日因新冠肺炎去世。虽然，他并不是第一个，大概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因此而逝去的政要，但其不幸引发了意大利更大的恐慌――作为一个主管医疗事务的官员，如果他都不能幸免于难，那么在已然极度缺乏医疗资源、疫情扩散已如火入林的意大利，普通公众何以自我周全？

斯特拉的案例使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行为显得有些可笑：特朗普曾拒绝病毒检测，而约翰逊现在仍坚拒病毒检测。

至今，全球已有40多名政要感染病毒。这大概是我们有生以来目睹的最普遍的世界性灾难。与此同时，美股一周内两次熔断，华尔街陷入恐慌之中，多国出台“限空令”，禁止投机分子乘势做空。

反全球化主义者大概是在此趋势中最为愤怒的“预言家”了。在过去两三年里，这个群体不断壮大，已然形成潮流。《纽约时报》评论员彼得・古德曼3月6日发表评论，也毫不隐晦地认为疫情大大加强了反全球化主义者的力量。

的确，全球化看上去很像病毒的“使者”。飞机、高速铁路、邮轮和高速公路网，这些曾带给我们旅行便利的现代交通，成为了病毒传播的最大帮凶。即便美国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就已颁布禁行令，它却无法阻断所有交通。

欧洲的右翼主义分子则开始再度传播他们如同先知一般的预言：如果不是从中东和非洲来的大批难民，如果欧洲一早就如同他们所要求的那样坚壁高墙，欧洲的疫情怎会如此难以遏制？

美国宣布进入全国紧急状态，意大利全国封锁，韩国大半国家停摆，整个中东都在封锁边境……这些都在宣告，全球化可能正在“碰壁”。本已在过去两年中遭受重挫的全球化，似乎成了此次疫情的最大受害者。

古德曼引用牛津大学教授伊恩・戈尔丁的研究认为，疫情只是揭示了全球化的一个致命缺陷：它是一场监管不足的运动，每个国家对于他国的困难和危机，从来都抱着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从而才能使发生在一国的疫情燃烧到所有国家。

在中国疫情暴发之初就开始实行旅行禁令的国家，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并没能防备疫情侵入。而英国政府也表示，即便现在封锁全境，也只能使疫情蔓延延迟一两天。因此，并不是全球化导致了疫情的流行，漫不经心的监管和不作为才是其最大助力。

在全球化之后，传统的地缘战略和区域对峙趋于缓和，但非传统安全因素，恐怖主义、环境恶化和公共卫生危机，已成全球共同敌人。然而，不少在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上的合作，都显得力不从心。这些问题的合作和解决，才是能让全球化给世界带来普遍福祉的深层因素。

疫情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但不只限于此。世界范围的生产和贸易在未来几个月还将继续受到影响。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里，随着疫情的延续，中下阶层的不满不断积聚，会随着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增多，产生诸多不可测变动。

积极财政和公共投入，必然是疫情后各国拯救经济的救命稻草。二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可能会重新回到焦点之中，但问题是，世间已无马歇尔，自顾不暇的美国不太可能向欧洲伸出援手。而全球疫情又给环境主义者增加了题材，话题从气候延伸到公共卫生和政治领域几乎是必然。

这几乎是一次世界性大变革的酝酿期。疫情的隔离和停顿，让整个世界闭门思过，酝酿行动。过去几十年里，各方力量都梦寐以求一个机会，要么是地缘战略重启，世界回归全面竞争时代；要么是全球化深入骨髓，变成一场真正朝向世界大和谐的合唱。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势力，能调动全球的神经和力量。一个细小的病毒却做到了。

每一场世界性变革，背后都有着一双无形的自然之手。而我们所能期望的，是此次疫情会变成全球化的世界性调整和变革深化。在此时机中，如各国的决策者都能明白，民族主义、地缘战略和国家恶性竞争，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独善其身，只有真正彼此依靠、相互驰援，才能建设一个更加有效、完善和共同获益的全球繁荣，那我们也就不是白白遭受这一场伤害了。

□连清川（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