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危机汹涌世界，但中国的抗疫实践也说明，战胜疫情并不遥远。纵观历史，人类的智慧终将战胜病毒，但是代价往往惨重。新冠疫情大流行给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社会停摆，经济发展大幅度降速，是否引起衰退仍有待观察。危机促使反省，反省带来改变。疫情危机中，没有那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袖手旁观。危机之下，每个国家的应对能力实质上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长项是什么，短板有哪些，治理体系的整体能力如何，疫情之后如何修补完善，变革的总体方向是什么呢？深度思量，政府治理将发生四大变化：

1.“大政府”将获得更多的认同

政府职能定位一直是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的争论焦点，反映在学术观点上，有“大政府”和“小政府”之分。“大政府”主张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为社会提供全面的公共产品与服务。与之相应，“大政府”需要更多的公共雇员来从事公共服务，需要更高的税收来来支撑政府的运转和公共投资。体现出“强政府弱社会”的特征。“小政府”主张政府保留最低限度的职能，能够交给社会的尽力交给社会。与之相应，政府规模小，公共雇员人数相对少，税收也相对较低。体现出“弱政府、强社会”的特征。“小政府”是西方政府治理理论的核心理念。因为政府规模小、职能少，所以，许多公共服务的提供依靠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协同治理理念成为近20年治理变革的风口。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被感染人数最终可能达到百万人之多。由于对病毒的特征了解很少，人类的这场战争是不了解对手的战争。民众、社会组织在和疫情的较量中显得软弱无力。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来集中协调资源、规制个体行为、维护社会秩序、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务。只有“大政府”才能够扮演这中准全能角色。中国政府、新加坡政府在新冠疫情应对中的高效作为，很好地诠释了“大政府”在多风险社会的有效性。即使推崇“小政府”理念的美国、英国也都先后宣部进入战时紧急状态，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威和资源协调能力。这类战时状态的切换必经需要国会的认同，是一种被动的应激状态，在应对快速扩散的病毒时就会失去最佳的时间之窗。由此，我们可以预期，疫情之后，饱受疫情困扰的国家都会重新思考政府的职能定位，以此来避免下次危机中的有心无力、捉襟见肘。至于调整的幅度大小，则取决于各个国家的政治文化。

2.“专业人士”将获得更高权威

政府治理“通才”至上还是“专才”至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偏好。职位分类制度完善的国家注重“专才”，每个行业都有准入门槛，官员横向流动困难。实施职等分类制度的国家更注重“通才”，行业之间门槛较低，级别对应的官员可以自由横向流动。太平时期，这两种分类制度的结果差异并不明显。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掩饰了职位分类与职等分类二者之间的不同。新冠疫情之下，非卫生专业的官员身陷窘境。民众倾向于相信专业人士的观点，科学家获得了更高的权威。中国抗击疫情过程中，钟南山、张文宏、李兰娟等防疫专业人士成为网红式科学家，其影响力碾压非专业官员。德国顶尖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Christian Drosten），一言九鼎，其对疫情的判断成为德国联邦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美国CDC主任免疫学家黛博拉・比克斯（Deborah Birx）、美国顶级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是白宫紧急决策委员会的核心成员。安东尼・福奇更是常常纠正总统特朗普的非专业言辞，成为美国民众的心理支柱。这一现象说明，疫情危机提升了科学的权威，“专业主义”将成为潮流。可以预期的是，在任用医疗卫生领域的管理者时，专业门槛将成为制度安排。并且，“专业主义”可能扩散到其他领域，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将日渐式微。

3.政府将变身为“大药房”

医疗卫生将因危机而变得重要。看起来有些荒谬，但人们对事务认知的规律常常如此。提前预知容易，但提前行动困难。一些有知之士很早就在呼吁医疗卫生存在的危机。比尔・盖茨在埃博拉病毒爆发后就多次呼吁：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尤瓦尔・赫拉利也分析到：每年全球约有5600万人死亡，其中62万死于暴力（战争致死12万，犯罪致死50万），80万死于自杀，150万死于糖尿病。疾病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新冠疫情的大爆发，促使这些智者的呼吁更快地转化为政府职能的调整。忽视公共卫生投入的领导者很快就品尝到了恶果。《纽约时报》抨击特朗普2018年以来减少了150亿美元的国家卫生支出，消减了美国疾控中心（CDC）、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土安全部(DHS)和卫生公共服务部(HHS)的运营预算，取消了3000万美元的“复杂危机基金”。言外之意是，美国新冠病毒蔓延与政府财政支出减少直接相关。新冠病毒对健康、对经济、对社会的破坏力所震惊了各国的领导者。没有那位领导者愿意再经历一次同样的疫情劫难。危机之后，可预期的是，在公共事务优先排序中，医疗卫生事务将被列为优先等级；医疗物资将成为战略储备物资；传染病隔离医院将成为各个城市的必备设施。发生疫情再临时建隔离医院的传说不必再有；医务人员的疫情处理能力将被列为不断演练的必修课，以期减少医务人员在抗疫重的感染；医疗卫生领域的政府投资将成为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通俗地讲，政府将变身为人民的“大药房”。

4.政府运作模式将“远程――精简”

新冠疫情应对过程中，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成为热词。避免近距离接触、避免聚集、相互隔离是遏制新冠病毒快速传播的非药物措施。为符合社交距离的要求，远程在线工作成为必然的选择。G20峰会第一次远程在线召开，20位世界大国领袖通过网络系统，在线分享对抗新冠疫情的经验措施，商讨避免经济快速下滑的各项刺激计划；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德国首相默克尔、英国首相约翰逊都因隔离而开始了远程办公模式。国内许多政府机关纷纷开启了轮流值班和远程办公。结果发现，远程办公不但没有延误工作，反而节约了时间和人力。原来10个人干的工作，现在5个人也能干。可开可不开的会议不开了，公务应酬更是没了踪影。原来惯性依赖的面对面沟通变成了线上沟通，上下班的打卡制度成了多余，管理变得弹性了。任务导向成了新的政府运行模式。疫情危机迫使政府进行了一次“远程――精简“模式试验，结果惊喜，模式可延续性强。

挫折后的学习往往是效果最佳的学习。疫情危机后，政府也将从危机中学到诸多极具价值的知识，包括政府规模的调整、专业主义的奉行、公共卫生责任的担当和政府运行模式的简约，唯有如此，政府应对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才会有系统化、本质性的改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