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赴战“疫”一线武汉，为援鄂白衣天使留像，从一个热血沸腾的计划，变成了眼前一摞实实在在的硬盘。能完成这样一项重大、罕见的摄影工程，让李舸备感欣慰，“4.2万多名医务工作者的肖像，基本拍摄完毕，我们不敢说做到了全覆盖，但是至少做到了98%-99%，极个别的一些正在补拍。”

2020年2月20日，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李舸领队，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原主任刘宇，中国摄影报副总编辑柴选，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网络信息处编辑陈黎明组成的小分队，坐上从北京到武汉的高铁。10天后，中国摄影家协会影像中国网主编曹旭加入。用李舸的话说，5人“并肩战斗”，每人都身兼数职。

40多天里，5人小分队协同湖北、河南两省摄影志愿者小分队，以及数十家媒体赴湖北抗击疫情一线的摄影记者，组成60多人的摄影团队，为每一名驰援的“天使”拍摄一张肖像，为战“疫”记录，为国家存档。

一张张带勒痕的面孔，一双双坚毅的眼睛，一个个动人的瞬间，数万张不加修饰的“最美”肖像，成为举国上下携手战“疫”最真实的写照。

长时间、高强度、大压力的工作，已让医护人员备感疲惫，选择什么时候才能保证拍摄顺利进行，还能不增加摘下口罩的感染风险呢？刚到武汉时，四人分成两个小组，刘宇和陈黎明结伴，计划先去收治重症患者的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拍摄北京医院和湘雅二院的医护人员。拍摄点定在更换防护服的小房间，进入病房前穿戴防护装备要经过13道流程，经过感控人员的严格检查之后，再穿过5道隔离门，才能进入污染区。

李舸发现，在医院有两个拍摄的时间窗口，一个是医护人员从病房交班出来，吃饭前的空隙，吃饭总得摘下口罩；再有一个就是从病区出来后进行消杀，进入淋浴间的前一刻，会把口罩扔到垃圾桶里。李舸计算过，每人大概只有一分钟左右的拍摄时间，但真正摘下口罩拍摄时可能只有几秒钟。大量时间都在等待医护人员换班中度过了，一天只能拍30多人。

刚到武汉那几天，摄影师每天要在医院里“泡”十几个小时，但个人防护装备却很“业余”，浴帽都戴上了，连医护人员都说：“我们每4个小时就换班了，你们待这么长时间，太危险了。”

后来小分队转战医疗队驻地拍摄，那里人员比较集中，条件也好些，效率大大提高，陈黎明一天最多拍摄过170多人。

除了拍摄肖像这一“规定动作”，陈黎明还增加了一个“自选动作”，就是给每名医护人员录制一个小视频，面对镜头回答：疫情结束之后，您最想做什么？或者，您最想对家人说什么？很多次，一听到这个问题，医护人员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有的说“想和爸爸妈妈吃一顿团圆饭”，有的说“拼我刚买的乐高积木”，还有的说“答应儿子的旅行一定要补给他”。有个护士不知说什么好，同伴出主意，你也和宝贝说一句话呗。她说，不能和我说孩子，提起来，我就想哭……

“我在家不欺负弟弟，处处让着弟弟……”拍摄西安交大二院护士的时候，看到一位护士7岁儿子写给妈妈的信，刘宇忽然泪流满面。这位有着海外战地记者经历的前新华社记者到一边缓了半天，才继续开始工作。

李舸遇到过一位福建医生，是那种很刚硬的汉子，“他从病房出来，看到我们正给护士拍摄，觉得那是女孩子喜欢的，嘴里嘟囔着，不屑一顾地直接去洗澡了。等他出来，看我们还在等，就说那我也录一下吧。结果他刚说到：‘疫情结束之后，我要好好孝敬父母……’突然失声痛哭，后来哭到不能自已，实在录不下去了。”李舸看见他蹲在垃圾桶边上仍然泣不成声，最后站起身摆着手说了句“对不起”，缓缓走向通道拐弯处。

当医护人员真情流露时，摄影师们的手也在颤抖。工作的时候，大家的眼睛经常是湿润的。曹旭记得一次拍摄陕西医疗队时，护士们向他们坦露了心里的无助：传染病最大的伤痛在于，如果一个人最后没有被救回来，他被送进医院的那一刻就是跟家人的永别，所以到最后家人会写一封信，请护士读给临终的病人。很多时候，病人本来已经失去意识了，可是听到读信时还会流下眼泪。

拍摄时，大家尽可能营造相对轻松的氛围，希望医护人员能够在救治患者之余，稍微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很多医护人员说，来武汉已经一个多月了，这种交流和释放是他们从没遇到的，也是最需要的。这是让李舸最欣慰的事，“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们和相机、手机已经不再是陌生人和冰冷的设备了。有不少医护人员加了我们的微信，希望早一点看到照片”。

17年前，曾在抗击非典中深入ICU病房十几天的李舸，自认为是“见过一些生死的人”，用自己手中的相机，见证了新中国近20多年来发生的“大喜、大悲、大事件”，但他说：“这一次收获太多感动，每一天都在流泪。”

“这一次跟我们以往任何的采访或者摄影拍摄都不一样。”在李舸看来，这是心贴心的交流。在援鄂的4万多名白衣天使中，90后、00后的年轻人有1万多人，“这么一个小小的拍摄窗口，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情感释放的空间，很多医护人员说他们非常非常珍惜”，甚至还有人在录视频的时候感觉没准备好，事后还问能不能再补录一次，因为“还想再说一句话”。

面对镜头，长治医学院附属和济医院副主任护师黄小丽说出了自己最大的愿望：希望自己主管的几位患者早点好起来。说到12床的阿姨早上无助地握着她的手哭，眼泪忍不住就流了下来。“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故事，只可惜时间太少了。”柴选说，为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的4.2万名队员拍摄肖像的大工程，让我们见识了4.2万余张可爱可敬的面孔，听到了4.2万多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更经历了4.2万多次情真意切的感动。

几乎每一位援鄂医护人员的手机里，都保存着自己和患者的合影，这些照片有的来源于同事拍摄，而更多的是来自患者们自己的手机。疫情期间，医患之间的这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深深打动了李舸，他以“你是我最牵挂的人”为主题，为医护人员拍摄了一组特别的肖像。照片定格的是这样一个画面：医护人员面对镜头，翻出手机中为患者诊治、送患者出院或者埋首工作的瞬间，利用几十秒摘下口罩的时间，让自己毫无遮挡的面容与最牵挂的患者同框。拍摄的是一个瞬间，见证的却是一段历史。

“看似很普通的肖像，我们的拍摄条件也很简陋，但是我相信每一幅影像背后一定传递了一种精神力量，也许很多年之后，这些年轻的医护工作者回想起来，当国家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件有担当的事儿，在他们的一生中，这抹亮色会永远存在。”

拍摄一个100多人的医疗队，整理照片时经常会有一两千张，如今照片已达海量规模。除了拍援鄂医疗队，陈黎明还尽可能为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多留几张照片，“他们同样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而且承受的压力可能更大”。

“你们的到来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终于看到战友们长什么样了。”白衣天使们说。陈黎明把这看作对自己工作的一份温暖的馈赠，他曾经拍摄过一支来自吉林的医疗队，是由48家医院的医护人员临时组成的，即使来自同一家医院，大多也在不同科室，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全副武装，也许直到分别大家都见不到彼此的脸。

拍摄工作到底能给医护人员、给武汉人民带来什么？下火车的那一刻起，陈黎明就被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城市震惊了，在武汉长大的他反复问自己。直到一天天过去，在白衣天使们的脸上找到了来到这里的意义：尽自己最大努力，让镜头前的每一位战士都留下最自信的模样，为这段历史定格下一张张可敬的面孔。

刘宇记得，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试拍时，一位刚从重症病房换班下来的小护士说，哎呀，现在太丑了，能不能把我拍得漂亮点？当时他们回答，你现在就是最美的。

如今，这些数以万计的“最美”肖像照，正在全国5万多个大屏幕上展示。

“真希望将来能用这些照片建一堵英雄墙，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刘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