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我国历史，疫情并不少见。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蛊”“疾”等文字的记载，“疠”字亦多见于《尚书》《山海经》中，这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对疫病有了初步了解。

但中国古人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们懂得防疫以预防为先。中国是礼仪之邦，衣食住行，宴饮坐卧，礼仪无处不在，在古代传统礼仪中，也处处体现着防疫的智慧。

拱手作揖，保持距离

相较国际通用的握手礼，中国古人传统的拱手礼更悠久，也更有历史底蕴。甲骨文上记录的象形“人”字，就是由拱手的人演化而来。

作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一种问候礼仪，拱手礼俗称作揖。“揖礼”源于周代以前，于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武王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周公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在此之后“揖礼行于天下”。“揖”就是以站立姿势、不用跪拜的礼节。诸子百家先贤们的画像，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无一不是行着拱手礼。

古人见面拱手作揖，一般在一米开外，保持一定距离，无形中降低了疾病传染风险，且显得有礼有度。所以很多礼学专家都认为，拱手礼不仅是最体现中国人文精神的见面礼节，而且也是最恰当的一种交往礼仪。

《中国古代礼仪文化》

周S 著

中华书局

此外，今人一直呼吁大家“勤洗手”以保持个人卫生，古代同样如此。《礼记・玉藻》中记载：“日五盥。盖谓洗手不嫌频数耳。”说的是每天要洗五次脸，而洗手的次数那是越多越好了。

广袖掩鼻，遮挡飞沫

事实上最早中国古人穿着的衣服是紧袖子的，从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雕人像得知，商代衣着为上衣下裳制，上穿交领窄袖式短衣，衣上布满花纹，是紧袖子的，直到西周中期才开始流行宽袍大袖。

而后来，古人的服饰可以分为礼服和常服类，他们有短打制式的衣服，比较收身，利于活动和工作，而穿宽袍广袖要么是有重大活动，要么是士族豪商为了体面和显示身份的。

说到袖子，很多人会认为，古人把东西都藏进袖子里，所以大袖是用来装东西的。这个说法有些片面，因为不是所有汉服的袖子都可以装东西，一般来说只有琵琶袖才可以在里面放东西，垂胡袖也可以放一些，但窄袖、剑袖、直袖、方袖是无法放东西的，广袖也很宽大，却也放不了东西。

但说话时习惯性地用广袖掩鼻，却很大程度地减少了飞沫的传播。从“掩涕”“掩面”“掩泣”等词语中可以看出，在古代生活习俗中，宽大的衣袖真能当毛巾、手帕，用来拭泪、擦汗、遮面、挡阳等。“掩袖工馋”说的就是一个以袖掩鼻的故事。当然，宽袍广袖今天已无必要，但古人那种互不相扰的公共意识则是必须的。

《历史的衣橱:中国古代服饰撷英》

顾凡颖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此外，《马可・波罗行记》中提到，“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表明中国人元代便有使用“口罩”的习惯。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人自称必谦，称人必尊，绝不会高声喧哗大叫，还有“食不语”的礼俗，这些都有利于减轻说话时的飞沫传播。

分餐而食，降低风险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分餐图（资料图）。

由于防疫的需要，“分餐制”的用餐方式开始被提倡。很多人以为分餐制是西方的礼仪，但其实，我国很早就有分餐而食的传统。

比如，《周礼》记载：“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古人席地而坐，筵和席都是宴饮时铺在地上的坐具，筵长、席短。铺设好坐具后，作用类似小餐桌的“案”“几”等分别放置在筵席之上，一人一案，西周时期的贵族们按礼仪分开落座、分开进食。

两汉时期，分餐制得以继续传承。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

有些古代的分餐制度为了突出地位的不同，会根据宾客身份，准备规格不同的食物，但也有一些贵族为了表现自己礼贤下士，采取规格相同的食物分餐。

《史记》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

意思是，有一次，孟尝君和门客吃夜宵，因为有人遮挡了烛光，一位门客认为孟尝君的食物和自己的不同，于是丢下餐具打算离开。孟尝君发现后，起身端来饭菜和这位门客比较。门客发现食物是一样的，大为惭愧，于是横剑自刎。此后，投奔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

但据考证，到了北宋，合餐制开始出现，最关键的原因是北宋饮食文化的商业化。食材多元、烹饪样式增多，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是中国民众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

《古人的餐桌－邀您共赏来自历代笔记的美味》

芮新林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从卫生角度看，分餐制确实比合餐制更能降低传染病的传播风险，但如今，分餐制的推行不仅需要从中国古代借鉴智慧，也要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