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我面前的这位人权活动人士抑制不住兴奋。唐纳德・贝克说：“力量的平衡已经从警察转移到了平民。”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美国将发生变化。”

贝克28年前也说过同样的话。1992年，我站在洛杉矶骚乱的灰烬中，当时我是一名新人记者，负责报道罗德尼・金暴动。

但是同样的新闻继续重复，警察殴打黑人的事件和录像不断出现。2014年在密苏里州的弗格森（Ferguson）事件，2015年在巴尔的摩等等――在所有的抗议活动后，都有相同的变革呼声和一样的说法：这次将有所不同。

我见过这类剧本的结局。我还报道过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暴动，那场暴动是在我长大的西巴尔的摩附近发生的。我看到的都是同一个模式：激动的抗议者，发誓要改革警察体系，然后……就没下文了。

但是在乔治・弗洛伊德抗议示威活动之后，我发现自己充满了谨慎的乐观情绪，即使我仍担心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些可怕的（黑人被施暴）视频再次出现。我认为这次的事情确实不同，有三个主要原因。

白人现在明白了

我的乐观始于痛苦的回忆――一位年轻黑人的最令人心碎的表白。

在罗德尼・金暴动前不久，我在洛杉矶一个帮派横行的社区采访了一个黑人家庭。他们过得像老鼠一样，家里的所有物品――家具和床垫，都尽可能靠近地板，因为黑帮火拼的子弹经常打到房间里，他们需要压低身子行走，墙上满是枪眼。

这家17岁的一个年轻人说，他的许多朋友都被杀了，他无法想象自己能活到中年。他告诉我：“我就想在死前生一个孩子。”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为社交媒体上的主题标签之前，它是一个问号。我在中南部见过很多黑人和棕色人种，他们想知道白人是否在意他们遭受了多少痛苦。他们生活在永久的火拼中，对帮派和洛杉矶警察局感到恐惧。

我在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新闻工作就是报道“瘸子与鲜血”等帮派。听起来可能很令人兴奋，但我很痛苦，有时还很恐惧。我记忆最深的是那些黑人社区的孤立，黑人认为自己被白人放逐到贫穷、危险的街区，而白人却无视他们有多少人被谋杀。

但是，弗洛伊德事件的抗议活动带来了我从未见过的剧变。

从来没有这么多黑人朋友和亲戚给我打电话，说的都是相同的话：你看到了吗，所有人（抗议者）都是白人？

但是，那些只看到白人抗议者惊人数量的人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白人不仅冲到一线，而且表现出了团结一致。

在这些集会上，我们看到了伯克利大学的激进分子。抗议活动已经蔓延到了以白人为主的小城镇，甚至是得克萨斯州的维多市（Vidor）这样的地方，此地曾是三K党在得州的据点，被《得克萨斯周刊》评为该州“最充满仇恨的小镇”。根据ABC新闻/ Ipsos的一项民意调查，超过70％的美国人将弗洛伊德之死视为更广泛的种族问题的一部分。

我从未见过那么多白人对种族主义愤怒，就像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一样多。在“罗德尼・金暴动”时期这是不可想象的。

我在中南部交流过的很多黑人都认为，很多美国白人将他们视为动物，觉得白人把帮派和警察当故事看。我的一位朋友称其为“黑帮时尚”。但是，大多数白人似乎对导致一些黑人的生活如此悲惨的种族主义并不感兴趣。

现在，他们感兴趣了。当布什总统发表声明问：“我们如何结束美国社会的系统性种族主义？”，情况发生了变化。

著名白人福音派牧师安迪・斯坦利最近在一次讲道中说的话被越来越多白人重复：成为一个“非种族主义者”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成为“反种族主义者”。

一位教授告诉我，弗洛伊德被虐杀的视频是美国白人的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时刻。（米特・蒂尔案引发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兴起）“也许对黑人的暴力的临界点终于打破了，最终使许多美国人摆脱了美国哪儿都伟大的幻想。”

我的一位朋友说得最到位。有天晚上，看过白人示威者与防暴警察的对峙后，他打电话和我说：“白人现在明白了。”

弗洛伊德抗议者面对完美的“反派”

我的乐观也基于与一个年轻黑人的另一次相遇，五年前在巴尔的摩。我去报道格雷事件引发的骚乱，格雷是一名黑人，在警察拘留期间死亡。骚乱的震中就是我长大的街区。国民警卫队手持突击步枪在我小时候和朋友一起玩的房子外面巡逻。

我发现一个梳着辫子的少年倚着公交站牌。我走近时他皱了皱眉。他叫马利克（Malik），他告诉我，他对巴尔的摩市市长称年轻的抗议者为“暴徒”感到生气。他认为该市的领导人都不关心像他这样的年轻黑人。当时15岁的马利克（Malik）对我说：“他们谈论‘我们的未来’，但是却杀死了我们。”

马利克对黑人生气，而不是白人。他谴责的城市领导人都是黑人。

每个抗议运动都需要有发泄愤怒的焦点。民权运动的对手是一个种族主义者――阿拉巴马州的“公牛”康纳；#MeToo运动针对电影大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但是格雷事件的抗议活动并没有真正的对手盘，我认为这对他们不利。

当人们终于看到因格雷之死而被捕的六名警官的照片时，我在巴尔的摩旧城区感受到了人们明显的失望，六名警察一半是黑人。该市的警察局长和市长都是黑人。当巴尔的摩由黑人领导人控制时，抗议者是如何声称格雷是种族主义警察和政客的受害者的？

先前抗议活动针对的警官像幻像一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许多人都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不过，弗洛伊德的抗议者可能拥有一个完美的“反派”――特朗普。不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对抗议者起到了动员作用。

许多人被他的推特激怒，他说：“抢劫开始，枪声响起。”抗议者被催泪弹和胡椒子弹驱逐，以便特朗普走出白宫在教堂面前摆拍，这举动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抗议者，华盛顿市市长鲍泽说。

俄亥俄州凯斯西方储备大学的法学教授布莱恩・亚当森（Bryan Adamson）对我说：“作为领导者，他在这一刻完全无能且笨拙。”“他设法煽动了种族主义的火焰。”

警察的文化将不同

1992年洛杉矶的另一个记忆告诉我，这次可能有所不同。

当时，我遇到了美国最臭名昭著的警察局长之一，在罗德尼・金骚乱期间担任洛杉矶警察局局长的达里尔・盖茨（Daryl Gates），传播了警察军事化的文化。盖茨曾经告诉美国参议院的委员会，吸毒者“ 应该被带走枪毙”。他说，更多黑人死于警察的“锁喉”，因为他们的动脉与“正常人”不同。

盖茨在1992年被迫辞职。直到这次，我才见过有这么多的警察公开地破坏固有的军事文化。很多警察与抗议者共同下跪并参与游行。休斯敦警察局局长阿瑟维多（Art Acevedo）要求警察在弗洛伊德回城埋葬时进行护送。

弗洛伊德被虐杀的视频可能会导致警察文化的实质变化。明尼阿波利斯的四名警察已经被指控，其他地区的警方也对被指控行为不检的警察采取了行动。

政治家正在介入。明尼阿波利斯市议会承诺解散该市的警察部门。国会民主党人发布了一揽子的警务改革方案，共和党人和白宫也在讨论改革。

此前，包括罗德尼・金（Rodney King），弗格森（Ferguson）和格雷（Freddie Gray）事件之后，都曾尝试过类似的改革，但是现在这场运动对改革有了更大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