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不断蔓延，全球面临严峻挑战。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中国战“疫”如何影响世界？海外战“疫”又将怎样影响中国？今天我们邀请三位中央媒体驻外记者分享海外战“疫”见闻，透过他们独特的视角，一起观察全球应对危机的举措和进展，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克时艰的互助和努力。

新华社驻日内瓦分社首席记者陈俊侠：

那些温暖人心的话都是记者问出来的

“中国人民为防控疫情做出了巨大牺牲，他们正在为全人类做出贡献。”――2月24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世卫组织总部接受我提问时，首次对中国人民的抗疫努力予以充分肯定。在中国以巨大牺牲为世界争取了抗疫准备时间、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却不时借机攻击中国之际，他的表态对世界正确看待中国抗疫的历史意义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

乘访问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之机，古特雷斯当天临时决定去世卫组织总部与工作人员座谈，以褒奖他们在抗击疫情方面的努力，新华社是唯一应邀进入会场的中国大陆媒体。古特雷斯表示可回答现场记者两个提问，我“抢”到一个宝贵的提问机会。

我用法语提问：“中国人民正咬紧牙关抗击病毒，尤其是武汉处境艰难，您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表达？”古特雷斯首先感谢记者“提了个好问题”，然后动情地表示，中国人民为尽量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实施严格的防控措施，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做出了贡献。联合国秘书长的话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正是这一表态在国际上最终确立了“中国贡献论”，而不是“中国责任论”。

回顾这次提问，我曾考虑提“联合国将有哪些具体措施支持世卫组织防控疫情”之类的问题，最终决定提前面的问题，是出于议题设置的需要。联合国此前尚未给中国人民“战疫”定性，在我看来，古特雷斯此时讲几句中肯的话，不仅能肯定中国的贡献，更可给予艰苦抗疫的中国人民以精神支持。

此次议题设置的传播效果不错。新华社外文稿件播发后很快就被路透社等外媒转引，而中文稿件则被国内1000多家媒体采用，成为国际疫情报道的一个小高潮。

国际新闻领域是个“战场”，面对西方媒体的抹黑，中国媒体应善于设置议题引导国际舆论，展示中国正面形象。议题设置是新闻传播的核心要素之一，在重要国际场合勇于提问、善于提问，则是议题设置的关键。

鉴于世卫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核心地位，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我坚持参加每一场世卫组织记者会，带领团队争取每一次提问机会，力争在这个权威平台上更多发出中国声音。有段时间，新华社记者每次都第一个得到提问机会，也总能问出世界关注的问题，被外媒记者称为“新华之问”。

目前，世卫组织记者会已成为中外记者抢夺话语权的重要平台，如果我们不提问，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完全可能被淹没在西方媒体别有用心的“舆论引导”中。“中国有没有隐瞒疫情数据？”“中国要求国际上不实施旅行限制，为何在国内断绝了武汉和其他地方的交通？”等是西方记者最爱问的问题。

新华社驻日内瓦分社首席记者陈俊侠（右二）采访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我对他们（武汉人民）表示感激，感谢他们的合作，他们所做的，不仅是在保护自己（国家）的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其他地方。”“中国所采取的大规模防控行动让世界更加安全，不承认这一点是错误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一句句温暖人心的话，都是我和同事们在记者会上“问出来”的。正是这些来自国际的正面声音，有效影响了国际舆论，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努力和贡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北美总站记者殷岳：

应对危机不应有“时差”

到了4月，美国终于建议民众戴口罩了。

在此之前，我戴口罩走在路上时，迎面走来的路人会闪躲；有中国媒体同行戴口罩打车时，被认为是病人而遭拒载；更有同行戴口罩参加白宫记者会，被好奇的外媒记者拍照报道。

在这背后，固然有着文化差异――美国人的观念中，只有病人才戴口罩，以避免把病毒传播出来；但另一方面，美国官方一直没有特别认可口罩的防疫效果――即便是呼吁戴口罩，也仅仅是“建议”。

美国疾控中心在4月初发布了《口罩佩戴建议》。除了告知民众如何正确戴口罩，《建议》也教大家如何用布料自制口罩。这篇《建议》的标题是：用布料遮面，帮助缓和疫情扩散。

但对4月初的美国疫情形势而言，没有比“缓和”更不沾边的形容了。4月1日，全美确诊案例突破21万，而在3月1日的时候，美国还只有约30例确诊。4月以来，美国单日新增确诊案例都保持在2―3万左右，触目惊心。

《建议》公布后，在首都华盛顿，人们几乎一夜之间都戴上了口罩，我甚至看到有人把整条围巾缠绕在脸上。几个月以来，终于能大大方方戴口罩出门的我不禁有些感慨――原来所谓的文化差异，并不是导致美国人疏于防范的根本原因。

是什么导致美国疫情形势急剧恶化？白宫和卫生专家各有解释。但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美国和中国在“戴口罩”这样一个如此基本且无害的防疫措施上，前后差出几个月的时间？

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与美国，自然时差明明只有12个小时。在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和重视上，却生生出现了几个月的时差。回顾中国疫情形势严峻的几个月，中国对病毒传播特性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防疫政策背后的逻辑与必要性，是否被美国媒体客观严肃地报道？又是否被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认真看待？

3月24日，《华盛顿邮报》前驻华记者EmilyRauhala在推特上，就美国的疫情形势发布了这样一段话：“当前危机最痛苦的一个教训，莫过于美国不能，或是不会去体会中国的痛苦。美国出现的每一种可怕的情况，都曾经在武汉出现过。我们当时报道了，但没有人在意。”

换句话说，美国疫情扩散至此，应对过程中多少弯路，本可因中国的抗疫经验而有效避免。

曾获普利策奖的国际公共卫生专家劳里 加勒特在《信任的背叛：全球公共卫生的坍塌》一书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在面对全球流行病时，医院只是最后一道防线，社会公共卫生系统才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化编织的密集交通网，不仅方便了人员流动――曾经只在村落流行的瘟疫，如今可以轻易扩散到全球。这意味着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示警、排查、防御能力，也要实现全球化的升级。这其中，也包含新闻记者的使命。

很多流行病学家都相信，这不会是人类经历的最后一次全球大流行病。希望当下次人类面临类似的危机时，新闻记者同样能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系统中的一环――通过对新闻事件的客观报道，让真实信息比病毒传播得更快。希望处于命运共同体中的全球人民，能够在对危机的认知和应对上，不要再平白出现令人触目惊心的时差。

中新社韩国分社首席记者曾鼐：

“红色预警”下的邻里情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句家喻户晓的俗语，是中韩抗疫最真实的写照。

1月20日，韩国确诊首个病例。那时我刚从北京开会返回首尔，对新冠肺炎毫无概念。此后一个月，韩国确诊者无显著增加，社会秩序正常，只不过口罩渐成抢手货，在餐厅常有服务员询问武汉情况。

那是中国的“至暗时刻”。韩国社会亦有猜测和焦虑，但各方鼓励令人感动。“雪中送炭、患难见真情。”在首尔市厅广场大屏幕和多个地铁站内，循环播放“支持中国抗疫”短片。首尔市长朴元淳录制视频“要报恩”，宣布向中国12个省市捐6亿韩元物资。5年前，韩国饱受MERS之苦，北京曾“力挺”首尔。

“一定要把对中国医生的敬意和对武汉民众的慰问转达给他们。”在采访韩国医师学会传染病专家崔在旭时，他反复嘱咐我。

媒体上，“大长今”李英爱等明星、成均中国研究所教授等众多韩国专家，纷纷发声支持中国。韩国总统文在寅“助邻即助己”的讲话刷屏网络。不少素未谋面的普通人向中国发起捐款；为此，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成立了捐款专用账户。

谁也不曾想到，韩国疫情一夜间大暴发。

2月19日，韩国突增20多例不明路径感染者，大邱“新天地教会”出现超级传播。仅一周，感染者激增700多人，至2月底，单日增长峰值近千人。

毫无声息、一触即发 ，这是新冠肺炎病毒蔓延的特征，也正是其可怕之处。平静的生活被搅乱，韩国社会陷入恐慌，防疫物资紧缺：口罩、消毒液、酒精……各大超市上演抢购潮，政府对口罩按生日尾号实名“限购”，每人每周仅可买2只。全国进入“红色预警”，官方要求民众保持社交距离。

在疫情“重灾区”大邱，侨胞行动起来。我在采访中遇到大邱 庆北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肖娟，她已在当地生活10多年。中国疫情严重时，肖娟曾联系数批物资向家乡捐赠，手上正巧有少许留给家人的口罩。

“都捐给韩国吧。”肖娟的父母给她发短信，告知国内情况好转，不用寄送。她给我发来数段小视频：自己站在一盒盒纸箱前，里面是向大邱医院捐赠的口罩、纸尿裤等，并留言道：“也许这是这辈子做得最有意义的事情。”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中国驻韩国大使馆的外交官们自发筹措一批口罩向大邱捐赠，配诗“道不远人、人无异国”，这是新罗时期旅唐学者崔致远名句。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时接受采访时如此感慨：“中韩两国休戚与共，守望相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危难时韩国人民伸出的援助之手。”

中新社韩国分社首席记者曾鼐在首尔街头采访。

3月，中国政府、企业的大批捐赠陆续抵达韩国。走进仁川机场仓库内，一箱箱的防疫物资上贴着中韩国旗，格外惹眼。现场韩国红十字会的一个工作人员与我攀谈，称“最近太忙了”，之前负责联系韩国物资运送中国，如今又忙着接收中国捐赠物资。他看起来有点疲惫，但毫无怨言，几句“吐槽”都带着笑意。

历经几个月艰难的“阻击战”，中韩两国迅速压平曲线，合力抗疫成就了一段国际合作的佳话。如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副秘书长曹静在采访中所言，各国是共生、共存、共发展的命运共同体，病毒是人类共同敌人，没人能独善其身；经过疫情考验，中日韩经济将重拾活力，三国间的友谊与信任将进一步增强。

近来，韩国疫情趋缓，截至4月24日，连续一周单日新增病例维持在10个左右。首尔广场上，被春雨浸润的草坪愈发显得青翠，中间拼出两行醒目的文字：“我们都是英雄”。（本文内容分别由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新社提供，转发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