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的人很多，怀揣电影梦的人更是不少。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影视圈讲究少年得志。李安36岁才拍摄人生中第一部电影，而这已经是“大器晚成”。导演禾田60有余，电影梦方才刚刚起步，处女作《高楼万丈平地起》拿到龙标，上映在即。禾田导演告诉记者，60多岁拍电影，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电影，我嘴贱，好给朋友出主意，心贱命贱，甘愿奉献，不在乎钱，这一切都源于心甘情愿。其实，对于追梦之人，任何时候都是‘好青年’”。

一部带有主旋律意义的文艺片

在成为导演之前，禾田从事了大半生的工作是教育行政管理。电影《高楼万丈平地起》是他的电影处女作，也是他的自编自导之作。这是一部革命题材影片。《高楼万丈平地起》的故事发生在陕甘宁边区的陕北，情节简单，人物也少，主要是三个人：乡绅白振东、白振东的女儿白静、长工郝石娃。白静看上了门不当户不对的石娃，其父白振东不同意，千方百计撵石娃走，不让他接近白静。石娃离开白家后参加了八路军，成了大生产运动的劳动模范，受上级委派回到村里开展减租减息和民主建设，一时间成了村里的红人并高票当选为议员。在白静和石娃的争取下，白振东终于同意了二人的婚事。而此时，白振东的哥哥一家在太原被日军灭门，为了报仇石娃和白静双双奔赴抗日前线……

影片至此结束。粗看之下，这是一部高调的主旋律电影，古典爱情叙事+革命叙事，最后落脚于民族叙事。起自两情相悦，终于家国情怀但又不仅仅如此。

处女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具有“年代感”的题材？

对此，禾田表示，“我是学历史的，对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和民主选举宏大事件比较熟悉。我想把‘国事往家写，大事往小写’，通过一个小人物的小故事来表达那个时代背景和时代精神，表达时代对每一个个体的影响，对生命存在的价值和对命运的改变。第二，我对陕北音乐、民歌比较热爱，想通过陕北音乐达到表现那个时代，丰富人物情感的目的，也就是说想拍一部音乐故事片。第三，我看了国产的一些电影，主旋律电影往往缺乏文艺，而文艺的又常常缺少主旋律。我想拍一部带有主旋律意义的文艺片。”

音乐是本片的亮点之一。影评人赵良说：“片中最激动人心又最具有原创性的画面是――群雄打铁，夜垦荒地，唱起了劳动的赞歌，不是复杂劳动，而是一看就懂的最原始的劳动，挥汗如雨，抡撅把子，与天斗与地斗，伴随着旋律熟悉的陕北民歌，一时间，黄河岸边贫瘠的峁圪和沟沟壑壑都有了诗意，开荒的声音、打铁的声音和清亮的歌声，汇成一片改天换地的强音，构成贫苦农民翻身解放与边区政府民主施政的合声组曲。”赵良表示，在《高楼万丈平地起》中，潘阳通过主人公石娃的成长和爱情故事，将贫苦农民的根本诉求、女性挣脱牢笼的愿望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巧妙嫁接，催生了对中国革命的一种新的诠释。

看电影容易拍电影难甘愿受罪

至今回忆起这部电影的拍摄，禾田坦言，都感觉是“大梦一场”。“我大学学的是历史，研究生阶段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无论上学还是上班，电影一直是我的爱好。我写过小说、诗歌，看过许多电影，写过一些影评，帮朋友策划过几部电影，也到片场看他们拍摄，逐渐地对电影有了自己的认识。这部电影，一开始我是策划，后来在朋友的激将、蛊惑和帮助下，由策划而编剧，最后由编剧而导演。我做编导，一方面是朋友的信任，一方面是节省开支。我是认认真真做导演，开拍前还写了导演阐述。”

“电影对于我是一个梦。我觉得是一个模模糊糊，又仿佛清清楚楚的东西。梦从何处开始，又到哪里结束，永远不是梦中人能够控制的。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我是拍了一部电影呢，还是做了一场梦。我狠狠地掐了一下现实的大腿，恍然如同梦境一般。在梦中，我依稀看到我自觉而又不自觉地当了编剧、导演、写了六首歌词，情愿而又不情愿地干了一些制片和外联的活，甚至剪辑、调光调色，习惯而又不习惯地进行了宣传。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不辜负期望和鼓励。”

拍完电影之后，再看电影，禾田的眼光已经不一样了。他说：“看好的电影是一种娱乐，往高一点说是一种艺术享受。作为观众看电影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作为电影编导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自由，你得有责任心，为投资者负责，为社会负责，也为自己作品负责。拍了电影，就会体会到看电影是一种消遣娱乐方式，而拍电影则是一种艰苦的制造行业。各有各的乐趣。再就是，你拍过电影，你再看电影时的感觉就复杂多了，不再是单纯的消遣娱乐，也不再是纯粹的艺术享受。电影出来后，听到许多不同的看法，由于年龄、教育和个人偏好不同，提出了一些意见。有人在电影中看到家国情仇，有人看到了宗法观念，有人看到犟男痴女，有人看到了革命的原点等等。编导的想法有时与评论家的观点一致，但也常常与观众的意见南辕北辙。这大概就是艺术作品的魅力。”

看电影容易，拍电影难。

禾田说，在陕北拍戏特别艰苦。那是一段“受二遍苦，遭二茬罪”的日子。“对于电影，我嘴贱，好给朋友出主意，心贱命贱，甘愿奉献，不在乎钱，这一切都源于心甘情愿。”（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