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不只是艺术问题，还关系国家文化前途、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为什么会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有个人原因，也有时代原因。我从小就爱看戏。绍兴大班乱弹戏、越剧前身“的笃班”“小歌班”、婺剧，都是我在老乡们影响下喜欢的。抗日战争爆发，我离开故乡萧山，从湖南转到陕北公学找胤中＃集中精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1949年，我较多地接触到戏曲改革工作，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召开，两个月的演出中，我集中观摩了很多剧种的优秀作品，后来又到很多地方看戏。这些经历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中国有这么多戏曲、这么好的戏曲文化，我要一辈子从事戏曲工作。

后来重新选择工作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从事戏曲理论研究工作。中国戏曲研究院于1951年4月3日刚成立，就承担起新中国的戏曲改革工作。通过演员讲习班、剧本讨论会、剧团调查等，推进戏曲“改人、改戏、改制”。我在观看戏曲、了解剧团、接触演员的过程中，慢慢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互联系。

张庚同志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的领导。他从一开始就明确理论研究要为戏曲改革服务。尤其在戏曲改革初期，大家的认识不太统一。这么改戏行不行？怎么改才对？戏曲理论研究要帮助大家厘清这些疑问。通过实践，我们逐渐意识到，研究工作不仅是看几部戏、开几个会。要进一步发挥理论对实际的推动作用，就必须有“戏曲史”“戏曲论”。写出一部戏曲史，让人们理解戏曲历史和当前的关系；写出一部戏曲理论，从规律上总结戏曲创作、戏曲表演问题。比如研究戏曲的“三性”，综合性、写意性、程式性，就是引导人们把握戏曲艺术本质。此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在史论研究、戏曲创作中，培养有专门知识和系统知识的后续人才。

按照这个思路，我们一起完成了《中国戏曲通史》和《中国戏曲通论》。目的是保护、发扬我们的戏曲文化，把过去的经验好好地总结起来、把好的戏曲政策继续推进下去。如果总结我们的研究经验，那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指导戏曲改革；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用理论推动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后来我主持出版《前海戏曲研究丛刊》，也是力求推进戏曲理论体系建设。

几十年来，我国的戏曲创作一直贯彻“三并举”政策，即传统改编戏、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并举。我认为现代戏最有发展空间，取得的成绩最大。现代戏创作，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民族形式、与艺术传统的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拥有一套适合现代题材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要辩证看待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样戏曲的“三性”就能够在现代戏中得到实现和突破。

中国戏曲，老百姓即使一个字都不识也能看懂。为什么？因为戏曲有高度的人民性，有高度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坚信人民性，与我在抗战中的经历有关。1939年我从延安来到河北平山，从事抗战教育工作。在穿行山西时，经历了饥饿、劳累、疾病甚至死亡的威胁。正是依靠当地村民的帮助，部队从一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最终突破重围、走出了无人区。没有人民的组织、没有人民的力量，是没办法成功的。重视人民、相信人民能够战胜一切困难、绝对不能脱离人民，这都来自我的实际生活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使我对戏曲工作的理解和认识彻底贯通了。中国戏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它不只是艺术问题，还关系国家文化前途、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我今年104岁，正式从事戏曲工作已经60多年。感谢新时代，让我对戏曲的未来、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

郭汉城，生于1917年，戏曲理论家、诗人、剧作家、新中国戏剧戏曲学学科创建者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戏曲研究所所长、《戏曲研究》主编等职。曾获首届“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著述收录于《郭汉城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