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讯 法国《解放报》4月17日刊登文章，分析新冠病毒来源，提出应停止指责中国是病毒源头。全文如下：

目前主流观点一直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起源于中国武汉的海鲜市场，直到三项科学研究对这一假设提出了质疑。

随着病毒测试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数据可供病毒的“基因序列”研究使用。这一研究可以通过分析病毒基因组逐次的突变来重建病毒一定时间内在人类间演变的过程。由于病毒的每一次新的突变都会形成一个可辨识的新的“分支”，研究可以逆向重建起病毒的谱系图。

然而，新的研究表明事情很有可能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要求中国为病毒偿还道德债也还为时过早。从目前的科学研究数据来看，媒体界与政界应该就这一敏感的问题保持谨慎，而此时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病毒最初在武汉暴发的两个主要事实。

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与命名为BatCov-RatG13的病毒基因组非常接近，武汉病毒研究所中用来研究的一只蝙蝠携带有这种病毒。然而这只染病的蝙蝠是2013年在云南省的一个山洞里捕捉到的，而此山洞距离武汉市超过1000公里。

在第一批感染的患者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曾频繁出入武汉海鲜市场。然而第一名感染患者却从未去过海鲜市场。

表象之外

如果说所谓“病毒来自中国”的认识已经形成了将近三个月，现在是时候用病毒基因序列研究来打破这一观点了。研究表明在武汉暴发的病毒菌株并不是病毒的来源，或者说这一病毒菌株只是众多病毒来源中的其中一个。

在进入主题之前，必须要澄清的是这些研究都没有对病毒来源于蝙蝠这一事实产生质疑。实际上，在武汉用于实验研究的蝙蝠病毒也被这些研究作为参照点。研究的目的是从与蝙蝠最为接近的动物表亲那里开始追踪，重现病毒的传播路径。

一份由美国IBM研究人员于2月24日发表在《世界卫生组织简报》上的研究报告首先对病毒的来源提出了质疑。报告中指出病毒拥有三个分支变种，其中感染初始变种病毒的患者都有以下特点：从未与武汉海鲜市场有过任何接触；经常旅行；国籍多样化；感染的病毒变种比其他的变种传播速度都要慢。

3月5日，另一份发表在Medrixiv平台上的中美合作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项研究识别出了三种病毒菌株，而这项研究的最新发现是最接近BatCov-RatG13的菌株并不是在武汉发现的菌株，而是发现于日本、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与武汉相隔甚远的地方。

武汉只是病毒传播的中间阶段吗？

最终在4月8日，英国和德国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病毒的160个基因组数据的研究报告。这些从世界各地采集到的病毒基因组高度相似，但科研人员还是通过它们彼此间微小的差异分成了A、B、C三组主要病毒菌株。

由英德研究组标明的病毒的三个分组。右下角是蝙蝠病毒的基因组，A组病毒比在武汉发现的B组病毒更接近蝙蝠病毒。（信息来源PNAS）

由于在武汉发现的病毒主要都属于B组，因此B组的病毒变种就应该最接近BatCov-RatG13的病毒菌株（如果第一起病毒人畜间传播真的发生在武汉的话）。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最接近蝙蝠病毒的变种是A组的病毒，主要来源于中国南部（香港附近），日本以及美国。至于C组是重创欧洲的病毒变种，而C组似乎是在B组病毒发生突变以后才出现的。

剑桥大学遗传学家、研究报告的第一提交人彼得・福斯特在接受CGTV采访时郑重地表示：尽管从表面上看病毒来自武汉，但目前断言病毒一定来源于中国的武汉还为时过早。

如果这些研究能够通过发现了比蝙蝠病毒BatCov-RatG13更接近新冠的病毒来质疑当今的主流观点，那么病毒的确切来源就仍然是个未解之谜。如果武汉不是病毒的来源，那么我们该去哪寻找“零号病人”呢？

扑朔迷离的谜团

鉴于新冠病毒与蝙蝠病毒之间的相似性，目前的主要假设认为第一起病毒人畜间传播还是发生在中国，但也许是在云南省。在这种假设下，中国的“零号病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感染了几个不同国籍的游客，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病毒变异、随后在武汉和全世界暴发之前。

不过，其他的假设可不这么认为。事实上早在2002年，一些研究机构就开始应对冠状病毒疫情暴发的可能。第一起SARS疫情在中国暴发后，研究机构就收到了大量的拨款来应对SARS病毒的传播，世界各地的很多研究机构也都收到了拨款。

病毒被运到实验室之后就被人工培育，以便全方位地研究它们的特性。在这一前提下，病毒的培育要么是在蝙蝠或者人类的肺细胞上进行，要么在动物的活体上进行，例如灵长类动物或老鼠。在一些P3或P4等级的实验室里，自然状态下的病毒甚至会被人工改造从而增加它的攻击性，这种研究方法几年前曾引起激烈的辩论。

虽然病毒学家蒙塔尼耶编造的谎言借着极右翼媒体的宣传变得甚嚣尘上，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绝没有在实验室被改造过。相反，没有证据表明实验室能够通过试管培育病毒，这一假设只是被那些最严肃的科学刊物收录进了可能性的列表当中（参见刊登在《自然-医学》的这篇文章）。顺便一提，这种类型的研究会无意地通过“路径选择”的被动机制选择出那些更容易传染给人类细胞的病毒。

尽管这一假设的可能性很小，我们也不能排除新冠病毒是由于人为操作失误或者设备故障从实验室泄露出来的可能性。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零号病人”不一定是中国人，也有可能是法国人或美国人。

国际紧张局势

从这一角度来看，最近在法国的资助下建立起P4实验室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必然是首要怀疑对象。坚持排华策略的特朗普更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已经找到相关证据，但其背后还是阴谋论在作祟。

然而从最近的情况来看，尽管诋毁中国的人并不爱听，但中国驻法大使并不一定有错。病毒泄露假说用在美国身上反而更为合适。实际上，2019年8月，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导致美国迪特里克堡立即终止了大量的敏感活动，而这里正是美军研制生化武器的重要基地。该实验室从事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的研究，而该研究所对实验室废品的消毒设备可能自2018年的一场洪水后就已经失效，这就意味着病毒泄露是完全可能发生的。鉴于事态的严重性，研究所直到2019年12月7日才部分启用，此时正好是新冠病毒大暴发之前。而研究所直到本月才恢复全部功能。换句话说，P4实验室并不是完全可靠的代名词，最新的证据把我们的目光带到了美国。

无论如何，随着国际关系日益紧张以及相关信息还有待核实，媒体和政客对于病毒来源的说辞最好要温和一些。拥有将近一百万中国公民或中国移民的法国不该与特朗普的排华政策同流合污。这种充满偏见的姿态比那些误导病毒本源的基因研究更可恨。

但最终定论恐怕没有人能够给出。（实习生 刘铮）